2008年1月21日，沉痛。

   也许是不到痛彻心扉的时候不会想起这里，写下08年第一篇的时候伴随的是黑色幽默：祸不单行，福无双至。2008年的大雪还在纷纷扬扬的时候，我查看了12月份中央公务员考试的面试名单，继05年以0.02分饮恨广东省人民政府后再次以0.1分惜败于国家土地督察办。失败总是在无意间来临，似乎习惯了，似乎又很陌生。

   不知道为了什么，失败总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思考，期待走出背运的牢笼。

    如果说这样的遭遇是可以预期的话，那股市里的事就毫无征兆。为了逃过负储蓄的命运，一头扎进基金股市，到头来苦命一跌方休。

 

    下雪天留客天留人不留
    ———— 永远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正如永远也没有人能猜透股市里的故事一样，也如我们不知道这场雪纷纷扬扬会下到什么时候。这个冬天，漫长的雪花，漫长的寒冷，没有最冷，只有更冷。

 

1月22日，悲凉。
   昨天敲下标题本来准备写下“1月21日：注定经典”，可惜的是今天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击碎我自以为的那个经典。

   这是一个更应该铭记的日子：2008年1月22日沪指继1月21日暴跌5.14%后继续大跌7.22%，收于4559点，两市跌停个股近千只，近5个交易日沪指下跌近1000点，大多数股跌幅达20％以上。

    借问底部何处有？没有牧童遥指，没有杏花村，只有按剑四顾心茫然。
   《周易》六十四卦中《损》卦曰：“损下益上，其通上行。”此卦认为，“损、益”，不可截然划分，二者相辅相成，充满辩证思想。此计谓借人之力攻击我方之敌，我方虽不可避免有小的损失(主力打压资金也会稍微有点损失)，但可稳操胜券，大大得利(因为股市就是国家开的，这些打压的主力们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稳操胜券)。
    三十六计之借刀杀人：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巧妙地利用矛盾的谋略(国际市场大跌，国家大力宣传，让散户之间相互传播引起自乱)。当敌方动向已明，就千方百计诱导态度暖昧的友方(国际股市大跌)迅速出兵攻击敌方(引起我们大家的恐慌而割肉)，自己的主力即可避免遭受损失。
   2008的雪还在下，冬天过后是春天还是更冷的冬天？经典的1.22后面是继承惯性的1.23还是更为经典的1.23？
    北风吹，雪花飘，冬眠最好。
    想当年才子兼书法家在春节来临的最后时刻把那句话改成了：祸不单行昨日行，福无双至今日至。这也是一个贱民在2008的美好愿望，祈祷吧！

    借《水调歌头—问股》聊以自嘲：
    涨停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中国股市，还能“牛”几年？我欲清仓归去，又恐明年万点，高处不胜寒。起舞被套牢，何似在人间！
    转基金，增蓝筹，夜难眠。不应有恨，获利总在无意间？月有阴晴圆缺，股有横盘涨跌，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贱民赚点钱。

    最近几年，各种会议和学术文章中最热的关键词就是“开发”、“崛起”之类了。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要再振兴，现在轮到中部崛起了。自从中部崛起被提上议事日程，网络上自然是热闹非凡，一副百花齐放的景象。尤其是中部几个省份的网友，面对着“崛起”后的“画饼”，口水流了一地，于是乎展开了空前疯狂和惨烈的中部龙头争夺战。首先是武汉和郑州对掐，随后长沙也不甘寂寞，挥舞者大刀冲了上来，只有三个小弟弟南昌、合肥和太原无奈块头太小，才稍显平静。连我原以为一般比较理性的大学BBS上，河南籍与湖北籍的同学也是口水成河，谁也不服谁。热血青年，大抵如此。遥想当年，我亦如是。仿佛肩上扛着振兴湖北和武汉的大旗，在网上一路狂飙，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俱往矣！

    与民众的热闹相比，政府官员更是在背后推波助澜。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大大小小的官员言必称“崛起”，一切工作都得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一时间，仿佛中部就要成为大中国的热土，遍地黄金一般。中部崛起，一个很诱惑中部人民的字眼，究竟是谁在为谁吆喝？近一段时间，冷眼旁观发现我们需要一点反思精神————来自底层的视觉。

    一直以来，很多青年学生习惯把自己当成兼济天下的大儒，总想着胸怀祖国、拯救人民。在这样的心理下，很自然的就指点江山起来。但是，很抱歉，我们————大多数人，首先是一个草民，然后才是一个读书人。所以我优先考虑的不是中部崛起有什么重大的战略意义，而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纯粹的停留在中部崛起的蓝图上幻想，只是一种层次稍微高一点的精神自慰罢了。打个比方，如果若干年后中部最终崛起了（按指标衡量，如人均和总量GDP都进入全国前列），而我们的生活境况（相对收入水平，如人均收入与房价之比）却恶化了，那么现在这些到处吆喝的人该怎么想？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吗？可能！现实给了我们警钟。来自世界银行的报告（新浪财经评论，2006年12月2日，转自《中国经营报》），中国家庭中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 中国经济却几乎是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且其他群体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境外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么将颠覆发展经济学“水涨船高”的理论。因为中国的例子使发展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好的方法。如果经济规模持续扩大，那么每个家庭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合理收益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但这份新发现表明，中国一部分人口的收入出现了绝对下降————尽管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大幅度上升，这表明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是以部分人群更加贫困为代价的。

   当然，与我们对待这类新闻的一贯态度相一致的是，这个报告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另外它的数据采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我们的震撼效果。就如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理论一样，也许有所夸张，但正是因为先知先觉的夸张才避免了预言变成可怕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至少这个发现给了我们一个探询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视觉：增长并不总是对公众有利的，尤其是对底层人民而言。

   再回到中部崛起的主题上来，也许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冲动和兴奋了————如果“崛起”不能给人民带来福利的增进的话。事实上，我们正忍受着增长带来的新危机。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房地产市场。由于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倡导的“国际金融中心”概念，上海的房价正直追东京，而收入仅为东京的1/20。其他各大城市的房价大体相似，2003-2006年，武汉市内环房价从均价3000以下一举越过6000大关。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城市的房价的迅速膨胀仅仅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但至少和近5年来我国GDP年均10%的增长有密切关系。顺便，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一下：若干年后，中部崛起之时，武汉的房价一定会直追上海！就象现在的上海和东京一样，收入没接轨，房价先接轨了。

   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理性的（即在大部分时间里首先考虑的自己的利益），那这同时也揭示出究竟是谁在为中部崛起不遗余力的吆喝。GDP离一般百姓很遥远，他们不懂也无须懂，他们只关心自己口袋是否变鼓了。那些最卖力倡导“崛起”的人大多是懂GDP的，因为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就不用我点破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在为谁吆喝？

转帖：自由、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的悖论

　　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保障个人自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目标。同时，自由主义强调，“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如果剥夺了人的财产权，人的自由实际上就 失去了依托，就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因为财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 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的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基础；因而完全可以说，财产权是构筑现 代文明大厦的基石”（张祖桦：《宪政民主的基本原则》）。确实，私人产权保障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处精髓和重点，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也于此处得到贯通。这既是从历史经验中推导出的理性结论，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自我壮大之必须；在 今天的中国，它同样成为“私产入宪”的理论依据。

　　许多财产权制度的鼓吹者喜欢将财产概念抽象化，似乎只要法律上肯定了私有财产，人 人就都拥有了私有财产、拥有了自由保障。但是，可作为“自由之依托”的个人财产不仅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只有当财产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起到成为个人“自由之依托”，使个人无须“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的作用。无疑，仅有一间破茅屋、一件破棉袄，不管将其界定得再怎么神圣，也无法托举起个人自由。对于贫困者而言，即使已经存在一种维护个人自由的外在制度，他们可能仍然无法真正享有它；换言之，在一 种有着大量贫困人口的社会，纵然具备了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很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这种民主自由。

　　从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看，事实确实就是如此。西方早期的“民主宪政”，将一定的财产额作为社会成员能否拥有某些个人权利的资格标准。西方社会制度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扩 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是同步的，实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更是如此。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跃进有其内在必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程也在诠释着这一命题。台湾、南韩等新兴工业国家与亚非拉后发 展国家在政治转型上的巨大差异，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以往论者将后发展国家的这种差 异性表现（例如拉美化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归因于历史路径、归因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纵。但是，利益集团与民众的博弈在哪个社会都存在；人性的贪婪、权力谋求自我扩张也是普遍事实。如果在同一条件下反覆出现同样的博弈结果，说明这种现象背后必定存在某种规律在起作用，政治腐败和行政低效率只是其副产品。这种规律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条件下，尽管有着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但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为缺乏物质性依托而成为徒有其表；为了生存和生活，他们仍然“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或某种权力关系”；利益集团因而膨胀，垄断着政治权力，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他们的专利；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先进制度所许诺的自由民主，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争取大众的民主自由，几乎是一场注定了绝望的战斗。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弱势者来说，维持生存是最迫切的需要，财产（即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的贫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任何制度安排都无法抵消它的决定性作用。何况，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倾注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资源有其限度；更何况，在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下，越“民主”的游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越有利于强势集团。理论上，强势集团可以在各个环节操控一切。因此，自由民主的扩展，只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高收入人群的增多而缓慢展开。这就是中产阶级被普遍视为宪政民主必要载体的原因。

　　回到中国，我们只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国当然是典型的贫富分化、存在巨大贫困人 口的社会。这一现实短期内无法改变，只能随经济和人口状况的变化而逐渐改观。因此，在现阶段实行政治转型，即使进程顺利，收获的也只会是少数人的“民主自由”。

　　自由主义关于“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的命题可说是理论界少有的直言不讳的论述， 这也是对今天中国的“民主即行论”的当头棒击。笔者相信，许多宪政民主的信仰者、鼓吹者都怀有济世情怀，追求一种普惠于大众的理想社会。但现实往往是对理想的亵渎、对理论的讽刺；现实的逻辑是：真正普遍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而是取决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富裕人群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政府将经济发展置于首位、将其它价值置于次要的做法，虽然广受自由民主追求者的批评，实际上却很有可能是“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大家”，即大有可能这才是 在中国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不二法门。并且，现在这种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或许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较之民主政治下更好的平衡和保护。并非说中国现政权已经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种好的平衡和保护，而是说按其能力和运转机制，它有可能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这样一种更好的照顾，但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无疑，中国今天的许多弊端都与现行政治模式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社会缺乏许多基础性的基本条件，其中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并非政治制度的转换即能化解。由于中国恰恰采用了现行政治模式，社会弊端就以目前形式呈现出来；如果换一种制度形式，弊端并不会消失（因为它更基础的根还在），只会换一种表现形式。换言之，中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其社会与经济状况之中（这是我们难以改变的）。而我们习惯于从政治制度方面（这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寻找原因，找到的其实只是一种关于弊端表现形式方面的渊源。当秦晖先生们断言：“自由主义可能认为单纯追求经济水平像美国那样，既不可能，甚至也 不可求，但是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是独立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见《杭州对话》）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描绘一种空中楼阁。

　　这才是事实真相：虽然从长期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宪政民主制度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宪政民主也有可能是当今已知最好的制度形式，但其在中国的落实可能要分几步走。很有可能，现在的权威主义模式会成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并且是适宜的一步。从中国现状看，如果试图一步到位，现阶层即实施宪政民主，其间的艰辛风险暂且不论；即或能顺利完成转型，其主要成果也将为少数人所拥有，就像历史上一再重覆的那样。这样一条路，相对于其它选择而言，未必是最好走的，也未必是最好受的。

　　笔者赞成私有产权制度，即使仅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它也是必须的。对于宪政民主，它能够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笔者想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私产支撑个人自由的覆盖面极其有限。

　　对于中国未来（甚至全人类未来），整体而言，笔者悲观多于乐观。无论从哪条路望过去，都望不到平稳顺利过渡的前景。笔者的结论是：这种前景只能寄望于技术变革对资源瓶颈的突破，同时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当然，还必须保证中国能够在这种变革收益中分得一大块蛋糕。

　　真相的昭白当然会有损于那些自以为手握济世秘方的自由主义者的声誉。一方面，作为一种面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自由主义（包括宪政民主）的针对性、适应性大打折扣， 甚至显得有点缓不济急和药不对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信仰，自由主义的号召力也将大受影响──试想：当社会进步需要许多人作出决断和牺牲时，当牺牲者知道自己的牺牲只会使另外少数人坐享其成，他们还会甘心于这种牺牲吗？只要设想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奋不顾身者，如果他们预先知道自己为之献身的理想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们还会那么义无反顾吗？很多时候，理想都是因为盲目才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些自由主义者都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掩饰此一真相。

　　（原著冼岩）

    时断时续的看完《大国崛起》，算是重温了一次历史。勾起许多年轻时的记忆，想着那些挥斥方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俱往矣！其实单从片名就可以发现许多“猫腻”————央视之心，路人皆知。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最后一集不是写中国？！许多人YY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就象N年前的我一样，凭着被电视新闻和报纸灌输的那点知识，总以为21世纪必定是中国的世纪，然后憧憬着未来祖国的美好图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实往往比理想的要艰难得多。

     客观来说，这部片子是近些年来央视难得一见的好制作，尤其是对于这个普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正如片中所言，我们希望从那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一些普遍的规律，对我国未来的振兴提供指导。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整部片子并没有围绕一个真正的主题展开，去揭示大国崛起的奥秘之所在。它将更多的笔墨着眼于国家整体，以宏观的角度叙述国家的兴衰。虽然偶尔也提到一些微观的事件，但近500年来整个西方文明的演进如何对国家的振兴产生作用却被忽视了。

     大国的崛起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但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内部制度的健全（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言）。恰恰是由于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在更广阔的程度上解放了人，从而产生出无比巨大的生产率，国家机器被注入燃料，开始飞速运转。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兴衰就是制度的兴衰，国家是先进还是还是落后就表现为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制度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国家崛起之匙。因此，即使人均GDP达到了世界第一，但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率的、能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人的制度，那么这个国家依旧是落后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阿拉伯国家怀揣着大量石油美元，可我们依然不把他们归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但是，一套有效率的制度并不可能人为凭空捏造产生，也不会是天上掉馅饼掉下来，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演进而来。而起始条件相当的几个国家最后表现出不同的演进路径，则大半要归因于政府的引导，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评论政治家的功与过才是有意义的。关于西方世界的崛起，也许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更有发言权，他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以新经济史的方法从微观角度详细的诠释了西方国家一套有效率的制度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从而带动了人的觉醒，而思想之所以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又来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和人的觉醒就带来了制度的变革，国家由此走上了兴盛的康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那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人的觉醒与国家的振兴联系在了一起，最典型的就是胡适先生的那句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目的，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呵呵，说到这里，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弥补过去的错，但又时时矫枉过正。

     思想的解放给了人的自由，发端于法国、定型于美国的人权思想最终成为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把这作为一把尺子的话，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中国的崛起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下发的强化成本监审的通知明确要求，抓紧制定各垄断行业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明确定价成本构成、审核标准和方法。 “对垄断行业重要商品价格和收费，要建立定期成本监审制度和定价成本公布办法，加强成本约束。凡列入成本监审目录的商品和服务，未经成本监审的，不得制定或调整价格。需要举行价格听证的，必须进行成本监审，成本监审报告应提前印发听证代表。
”通知说。

 

   在如今这社会，垄断行业已成过街之鼠，人人喊打，但人人都没力气去打。最近诸如邮政资费上调、电价上涨、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等，每次垄断行业的调价都会激发民愤，为何？因为只要是涉及到价格调整的，没有一次是降价，全部是提价。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随着供求关系上下浮动的，如果只向一个方向移动，则明显与供求规律不符。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里，价格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同样，如果只向一个方向移动，则说明价格低于价值，要向真实的价值回归。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全球最廉价劳动力和投资成本的地方，商品真实价值怎么会不断上涨呢？综观历次价格调整，垄断部门所宣称的提价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成本增加和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如何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据说银行跨行收费只与巴基斯坦接上了轨，不知道其他的与哪些“国际”接了轨。因此，弄清楚垄断行业的成本究竟几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国家对垄断行业进行成本监审有助于降低垄断行业的价格和利润吗？

    这个问题得回到垄断的形成上来看。垄断一般分为三类，一是行政垄断，借助行政权力垄断市场，限制新的厂商进入该行业。二是市场垄断，即通过市场竞争，企业以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占领市场，阻止别的厂商进入，获得很高的市场份额，形成生产的高度集中，如美国的汽车制造等。这种市场垄断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三是自然垄断，指一些行业以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来生产会比多个企业生产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如供水、供电、煤汽供应等，实行垄断生产经营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供应市场。对这些行业，国家一般都会采取自然垄断规制，建立一种类似竞争机制的激励机制，以引导垄断型企业的经济决策，或者采取强制性措施，对垄断型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产量、质量、环保标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在不允许多家厂商进入的情况下，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不受垄断集团的侵犯，及预防负外部效应的产生。其实单就自然垄断而言，这些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证明，真正需要自然垄断的行业少之又少。如铁路、邮政等原先以为必须得自然垄断的部门，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渐放松准入限制以后，反而发展得比以前更好。
     由于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所以，我国目前市场垄断的情况不严重，当前垄断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交织在一起，有一些非自然垄断的行业，如汽车制造、电信、民航等，由于行政垄断的保护，长久以来不让别的企业进入，便形成了垄断，甚至有了自然垄断的特征，由于这种垄断的存在，导致了别的企业进入的高门槛，到后来都分不清它是不是自然垄断行业。在市场经济时代，只要是垄断，就极容易获得超额利润，而当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些超额利润的分配就存在许多疑问：哪些集团获得了垄断得益？

    如此，对于政府而言，一边是公众利益，一边是部门利益，监审如何严格、有序的持续进行下去是个让人不敢乐观的问题。如按国家规定举行的价格听证会，多半都以垄断部门的胜利而告终。尽管有时也会顾及公众的利益，但这其中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如果“上头”不发话，垄断部门会让步吗？由于垄断产品几乎全都是缺乏弹性的必需品，再加上它又和行政交织在一起，因此对于垄断行业来说，公众的诉求并不对其构成实质的约束。也就是说，公众与垄断行业的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上，是不存在对等主体的博弈。所以，现在这种听证会制度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如果想约束垄断部门的提价行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找“市长”。这是无奈，也是现实。

   怎么看，政府对垄断行业成本监审都象是一场闹剧，最后必将会不了了之。

 

     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传出消息。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部综合司司长王保安解读了下一阶段工资改革，原则为限高、稳中、托低。具体做法是：第一规范补贴；第二是稳中，即中间的收入层次者工资水平可以继续保持，也可以适当增加；第三就是托低，即要用三年时间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使其达到平均水平。

 

     在目前社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出台这项政策，可以认为是政府是为了顺应民众日益高涨的要求“公平”、“公正”的呼声而作出的回应。此形政策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不过好心未必就能做好事，这在经济学上已经屡屡被证实过。明眼人一看就能发现，此政策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劫富济贫”，不过即便政府有实现公平分配的苦心，但板子却打错地方了，因为根本就没找到症结之所在！所以说，此限制高收入人群的政策谬之大矣！

    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正常的（现在流行说和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高收入者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高收入并不和“罪恶”是同义词，在我们的社会中也应该是这样的。公众痛恨的是依靠权力垄断和非法手段获得暴利的高收入者，真正应该被限制应该是这些群体，一板子打死一群人的政策不可取。这样的政策看似为了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实质上恰恰违背了公平原则。只要通过是诚实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获得高收入有什么不可以？或者说，政府有什么权利削减别人的合理报酬？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说：“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

    这样的政策还显示出一个问题，即政府害怕高收入者。既然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者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政府又要害怕？因为害怕高收入者影响公众情绪，因为大部分中下层民众有“仇富”情结。为什么会这样？吴敬琏对此作了精辟的回答。他说，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机会不平等，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当今中国出现越来越大贫富分化问题，直接根源在于市场化程度不够，从而导致了市场垄断和权力腐败。这两个因素，足够将中国的贫富分化拉到非常高的程度。而权力腐败能够获得超额利润，也是因为垄断的结果，即权力垄断的结果。权力垄断导致市场垄断，通过市场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从而供给权力垄断者。因此，贫富分化的“富”必定体现为超额利润的获取，而超额利润必定要通过垄断市场来获取。而能够如此长时间大程度地垄断市场的，不是市场本身的因素，而是权力因素，只有权力因素才有足够的力量去长时间大程度地维持这种垄断局面。而真正的市场化的意义，则是竞争，垄断是非市场化的东西，是与竞争相反对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要通过落实真正的市场化去清除垄断，清除贫富分化。

 

 

    晚上NN问我：一两等于多少克？

    原来是这样的：有人学校BBS上发帖子，说食堂门口写着1两=100克，被笑掉大牙了！在一个财经院校怎么能这样忽悠观众呢？太不负责任了！ 可是，她不懂为什么这是错的。不仅她不懂，问遍了宿舍的人，也没一个搞得懂。

   “完蛋了，中国教育完蛋了”，我说的。

    “只有你一个不懂也就只能说明你那个地方的教育失败了，可一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都不懂那就说明整个中国的教育失败了。”我又补充了一句。

    “10两=1斤=0.5公斤=500克，懂吗？”

    “哦，这样就懂了。可那些人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这个很难吗？居然难倒了一堆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呵呵，好笑。我告诉她，这个应该是我小学就知道的，又有人要狂晕了。

     为什么不知道？————考纲里没有。

     应试之弊，日积越深。想到平时上课，有时我提到一些著名哲学家或思想家的名字，学生们都一脸的茫然————闻所未闻。这样的结果是成就了我这个浪得虚名的博学名声。其实，我知道的大多不过是些皮毛而已，但这就足以令他们望而生畏了。学生们很忙，忙着考试：考四六级、考计算机等级、考各种实用证书，不考的就不学————“要考的都学不完，哪有时间学不考的啊？！”这是一个学生给我的真实回答。

   这样，一个文科毕业的大学生可以不知道休谟和陈寅恪，一个理科毕业的学生可以不知道笛卡儿和陈省身，也就毫不希奇了。

   再说了，站在学生的立场上：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考试能加分吗？找工作时面试考官问这个吗？

   是啊，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的思维方式。所谓精神食粮对他们来说还很遥远，那些没有精神食粮的人往往活得比有精神力量的人更潇洒，惹人注目。在现代社会的竞争中，所谓的精神从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若偶尔有路人从身边经过施舍一点零钱，那就是万幸了。

    默哀吧！我不知道是为今天还是为明天。

 

      难忍高强度工作欲罢工 德国妓女美国队前扮球迷

      http://2006.qq.com/a/20060615/000085.htm

 

      欧洲时报援引德国媒体报道称，因为不满被当作奴隶一样使唤，世界杯开赛至今，“辞职”的妓女已经有上千人。

在德国，妓女是合法的，德国境内大约有40万登记在册的妓女，有专门的妓女指导中心，由政府官员亲自管理，登记在册的性工作者有纳税号和在欧盟工作的许可证，她们甚至像其他行业的人一样享有社会福利。

 从下午3时开始，妓女们就开始操着各种语言向前来的男人打招呼，甚至还有用中文拉客的。

德国妓女阿曼塔说：“世界杯期间，客人都非常变态，他们大部分来自欧洲，我想如果我再不离开这里的话，那么我肯定会死在这里的。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待遇了，她们也想离开了，我想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不能忍受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了。”

 

点评：妓女也有生存权，享有正常工人的福利和权利，这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想不到的，资本主义的腐朽可见一斑！在一切要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有些该做的事情没做，有些不改做的事情却做了，归根结底，不过是于己有利与否，无改革无关。据说欧洲的妓女也有工会，想到我们所参加的“工会”，感叹我们很多人还不如妓女呢！

 

    今天又看到死了两个人，一个35岁的女纺工、一个25岁的男硕士。世界又少了两个工人，中国又少了两个劳动力。

    ————女工连续4天加班22小时猝死 生前常说太累（http://news.china.com/zh_cn/social/1007/20060602/13370433.html）

 

 

     时下选秀活动之深得民心，远超乎我等想像，因为连清华硕士也加入到了海选大潮之中。在如今已经神化了的北大和清华出现如此现象，自然引得无数人竞相争辩。反方认为：清华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勤勤恳恳搞研究的学术殿堂，是建功立业的地方，而不是选美的地方，参加选秀不但不务学业，而且还打着清华的大旗参加选秀，是有辱清华的，丢了清华的脸。正方则认为：人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而且清华也出现了“水木年华(blog)”这样的组合，所以这名选手的做法是值得鼓励的。并且栏目制片人搬出了尚方宝剑：“国外有很多演员学历都很高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

   （见http://news.sohu.com/20060528/n243440365.shtml）

    愚以为，最要命的就是这最后一句话。

 

    常常有人认为，很多方面国人思想不够开放，没有学习到西方的精髓。例如对于大学生创业，很早有这样的声音：人家比尔盖茨辍学办公司，结果成就了世界第一富豪，你为什么不可以辍学办企业呢？又如，对于网络游戏，有人会说：那么多人玩网络游戏玩成了高手，赚了大把大把的钱，为什么我不可以呢？再如，有人想靠唱歌出名，就会说：“超女”们也是普通学生啊，她们一唱就出名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些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旦深入人心，则遗患大矣。道理其实很简单：特例不代表一般。可不幸的是我大部分人都只属于一般。而领导者若是坚信了这样的特例，后果就更严重了。前不久据说学校要开大会，公开鼓励学生创业甚至休学创业，许多人拍手称快，称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果真如此吗？！说一个浅显的道理：若是大部分学生休学创业都能获得成功，那要商学院做什么？若是参加海选都能出名，那还大学做什么？若是玩游戏都能赚大钱，那要学校做什么？若是工科学生都能成为演员，那要艺术学校做什么？

    逻辑学上，这被成为“合成谬误”。很多事例不能推而广之，可我们大部分人常常犯此谬误。本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却被大众遗忘，民之无教化而自生，可见一斑。

 

   另外，此事件也从侧面印证了当代研究生精神生活的空虚。不知道去追求什么，就去追求海选好了。当然，人之好恶本无高低之别，只是这事出在特殊的学校特殊的人群身上，就有了高低优劣之分了。再联想到日前沸沸扬扬的北京某高校在读博士袭胸午睡女大学生事件（http://www.cjn.cn/news/dsrd/200605/t95462.htm），对于我们的教育，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也许我该去聊聊天气，谈谈电影了。

 

 

白领过着民工差不多质量生活 房奴你活该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24日 11:16 《理财周刊》

文本刊记者 江南 　　北师大教授钟伟的课题组做的研究表明，70%的城市居民买不起房。笔者看看身边的人，觉得他大概说高了比例，上海的白领们，咬牙凑凑还是能买房的，不过就是从此过上了和民工差不多质量的生活罢了。     是的，地产大佬们说得没错，这帮人是有点“活该”，没能力你买什么房？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都这么富了，他们也没人人买房啊？ 　　可是我想说，房奴们并不一定都是自愿的。举个例子，最近一个相亲活动在上海世纪公园登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杜晓桦告诉去采访的记者：“上海人有点怪，大部分女士相亲的开场白是‘您买房了吗’？” 再举个例子，上周中央电视台到北京一个热销的楼盘采访，一个刚掏钱买了房的男士对着镜头这样说：“我3个月前就来看了，一犹豫没马上买，后来每个月涨500到1000元不等，天天睡不着，我实在不敢等了。” 　　是的，地产大佬们，你们是可以说他们蠢他们笨，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玩弄在股掌之上。但他们决不是活该！因为他们正是一次次地相信了“地荒论”，相信了“ 房价要超香港论”，相信了“美国老太太买房论”，相信了“中国地产无泡沫论”，相信了“外资全面看好中国地产论”，相信了“宏观调控越调越涨论”，才踏上了房奴的不归路。 　　然而，这场游戏中仅仅他们是“奴”吗？当我们把房子异化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产品，成为整天空关就等涨价的品种，现在的房价也可以说不高，因为地球人都知道现在全世界热钱多的是，只要资金在总能推高资产的价格。 　　但是当这种资产的增值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倒退甚至是枷锁，仅仅给几个炒作者和 开发商带来实际效益的时候，当投机者撤离，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时，房奴还会心甘情愿地继续还贷吗？银行还会津津乐道“房贷是优质资产”吗？真如此，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地，像日本人那样用10个好年头来为“房奴”们还债吧。 　　我们都活该？       沧浪评：目睹二十年来怪现象，以房市为甚。在这样一个畸形怪胎式的市场经济中，什么样的怪人都有，什么样的怪事都可能发生。西方经济学家有句话是：可怕的预期。我看中国的名言中也应该加上一句：可怕的不可预期。不可预期性导致了不可理喻。与整个改革的走势相比，房市泡沫与否是次要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充斥着每一次关于改革的争论，触动着每一个关乎百姓的重大命题。不破不立，不立不兴。然而破是需要勇气的，更重要的是破的代价无人愿意承担————无人愿意承担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底层百姓（现在称为草根阶级）承担。故事不独今天才有，古来如此，故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感叹。

     近年来，关于人的道德问题的讨论甚嚣尘上，尤其是几类特殊人群：经济学家、医生、教师等。最近常看到一些文章鼓吹要求某某类人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抵制腐败云云。我想这样的论调看似心忧天下，实则贻害无穷。

    比如说学术腐败，这个全国人民都在痛批的话题，上头就不断的开会、搞政治学习以期提高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觉悟，并且大力提倡建立“诚信社会”口号。一夜之间，似乎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人们的思想出问题了，是非观念淡薄了，黑白颠倒了没，只要解决了道德问题，学术腐败的根治就迎刃而解了。又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昨天开会，院长、书记在大会上口口声声的说，要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尤其要让学生转变就业观念，要多去基层和西部。搞得好像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就业观念的区域选择不对似的。再如，医生道德问题。自从荣辱观一提出，壮观的景象出现了：全国人民，从小学到大学，从六龄儿童到七旬老人，都来学习小学生思想品德，医院更是不遗余力的大力推行。其中群众最关心的是关于红包的问题，国家命令禁止医生收受患者红包，许多医院更是对此有严厉的处罚条例。可是这样，一种怪现象出现了：患者一面抱怨医疗费过高，一面争相给医生送红包！看来道德教育和规章条例都是表面现象，本质掩藏在表象的背后，但却少有人提及。

    如此这般做法将问题的焦点都对准道德，而真正的元凶却逍遥法外。不可否认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但也要知道：道德是社会的最后底线，一经提起就再无商量的余地。学术腐败是个制度问题，没人天生就想腐败的。人还是原来的人，人的追求并没有变，变了的只是人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论社会学家如何反对“理性人”假设，决定人类整体行为所颠仆不破的真理还是利益。如果大学教师靠教好书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话，还有多少人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造假？大学就业也是这样，我想，国家花巨大的代价让一个人受16年的教育不是为了让他回到农村去种地吧？再引申一下，一个主要生产手工制品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国家是不需要多少大学生的（民工就足够了），而一个主要生产汽车、飞机和软件的国家才需要大量的大学生。学生并没有错，他们只不过要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已————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就是要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吗？为什么我们要对他们不断的进行道德说教？

   形而上的东西最玄乎，却在当代社会大行其道；祖传文化中的“德性”在当代也得到继续发扬光大的机会。

 

大学的倒塌 评论(0)发表时间：2006年5月11日 22时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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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杞人疾呼：中国的大学就要倒塌了！据说而已，或曰真的倒塌了，或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瞻前顾后一番大学的前世今生，似乎可见一斑。    在西方，学校一词的词根源于希腊语中的“闲暇”。闲暇教育，或曰自由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而言的。大学之所以被称为象牙塔，是来自于犹太人的传说。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自治的古文明之地，各种社团林立。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大学相对独立与自由，一度与教会、封建领主并列为“三权鼎立”之独特景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文明开始了一次次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本质上，中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大学，因为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排斥理性的，它高度宣扬德性，认为忠孝仁义、诗书文章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相反，西方学者一直把理性当作教育的基础品质，而这又直接源于古希腊哲学）。    现实情况下，官僚体制不仅是大学既定的办学环境，也是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国家控制着大学的经费，因此那种具有普遍主义的大学已经不复存在。进一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商业文明也开始凶猛的侵入校园。这样的后果是，高等教育在价值自由方面已大不如从前，并且日甚一日的受到来自于行政部门和市场利益的干预，沦为官员的“二奶”和商人的“情人”，并且极尽献媚之能事。    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过，即使在大学倒塌的废墟上，依然会有一颗自由的心灵翱翔。

    ————动机的单纯与程序的复杂

 

 

     下午在食堂吃饭，遇到英语班一女同事。闲聊之中，得知我本科和她是一级的，她说：“你看起来好成熟哦！哪象我，人家一看就说我是学生！”我一时不知是喜是悲，也不知她对自己是褒是贬。不过，在我看来她至少也是“大嫂”级的人物了，居然自我感觉还这么好，也不知道是谁给她的自信。女人啊，看来是长期被假话所迷惑。当然，我也继续遵循这一潜规则，虚伪的称赞她保养得好，看上去仅仅20出头的样子，和我的学生差不多。趁着她脸上云彩飞扬，我匆匆离去。

 

 

　　完全赞同文中观点，发我之未发，言我之不敢言。转帖地址：《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3/forum_lx060402a.html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的确，情感是人之所以为人、又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低级动物的根本属性之一。客观上说，拥有同情心是一种美德。正因为有了同情心，人们才懂得保护弱小；也正因为有了同情心，人们才敢于挑战强大。同情心是善的表现，而善又是人类原生固有的品质，三字经的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同情而生爱，让爱充满人间，正是几千年来东西方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精髓。

　　但是，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而一元化的世界，人类一厢情愿的梦想和希冀往往和冰冷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物质界的多样性以及生物界的物竟天择使得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并屈服于自然规律，人类的情感因而也不可能那么纯粹而一尘不染，这是因为任何人的情感，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地被掺杂了各种美好和丑恶映像所遗留下来的痕迹。

　　显然，人类的情感逻辑完全遵循于客观世界的因果规律。因此包括同情心在内的任何情感都不可能是毫无附加条件的，即不可能没来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此基础上稍加引申便可以得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同情，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憎恶”这个结论。

　　其实，很多人并非不明白这一浅显的道理，关键是很多人常常迷失自我而无所事从，在对待很多事情上不能够“立场坚定斗志坚”，这其中当然有个人局限性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太容易受那些似是而非的虚伪道德说教的影响。

　　因此，什么是我们应该同情的，什么又是我们不应该同情的，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首先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人性总是错综复杂且矛盾交织的，譬如：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对其同党来说可能是一个豪气冲天的义士侠客；一个恶贯满盈的强盗对其家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至爱亲朋。面对同一个杀人犯，一份对被害者的同情心可以让这个杀人犯上绞架，从而让正义得以伸张；而一份对施害者的同情心就可能减轻甚至豁免对暴行的惩罚，从而让邪恶得以乖张。那么，在人性本善面前，我们的同情心该何去何从？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实施我们的同情心呢？不能简单机械地说一切以真理为前提，因为假如这个世上的真理只有绝对的一个，那么事情倒好办了，难就难在大千世界何其纷繁复杂，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只有相对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立场决定一切，当然这个一切也包含了同情心。因此，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无产者绝不应该对资产阶级有一丝一毫的同情，而一个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资本家也绝不会对无产阶级有一丝一毫的怜悯。

　　历史证明，一切宗教信仰皆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本质上，西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 “自由平等博爱”和 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所推崇的“三纲五常”并无分别，只是前者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就在不久前，一个名叫阮拓文的澳大利亚毒贩在新加坡被判绞刑，本来这一再普通不过的刑事案件判决结果没想到却在新澳两国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世界上造成了相当影响，在行刑当天，全澳洲都在为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祈祷，似乎有罪的不是阮拓文，而是全体正义而善良的新加坡人。呜呼哀哉，无知民众的同情心被滥用和利用到如此是非不辨的地步，让人不得不承认和佩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精神麻痹和精神控制的手段之高超。

　　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世界其他文明的不断入侵和蚕食，一股泛同情化的浊浪妖风正在兴起。在国内，一个名叫金锋的人让跪了五百年的秦桧夫妇站了起来，并美其名曰：昭示着时代的进步。他说：“当代艺术越来越讲究与社会融合，为秦桧夫妇塑站像不是为他平反，而是为了呼吁现代社会要重视人权和女权，因为秦桧夫妇的跪像是过去人权和女权被侵犯被压迫的最好表现。人触犯法律，自然有司法机关追究责任，但谁也无权逼人下跪，或者死后塑个跪像什么的。”苍天啊，大地啊，这是什么世道？廉价的同情心被滥用到如此登峰造极，这难道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愚弄蒙蔽人民大众的结果吗？

　　科学和人文精神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它们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稍不小心便会伤及自身。因而，要避免滥用同情心，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立场观。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才不会为广岛原子弹下的死人滥发同情；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才会为南京城下的三十万无辜同胞悲泣。对敌人一丝的仁慈都是对亲人最大的残忍，绝不能因为同情而作出“亲者痛，仇者快”那样的蠢事。

　　还是雷锋说的好：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一般的温暖

　　 对待敌人，要象严冬般残酷无情！

　　

 

 

     姑且盗用一下哈耶克的书名,还望他老人家不和我这等鼠辈计较.